“保定老乡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快乐，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帮助他们。”二十年前，河北省保定市外贸局局长刘建军，率领经贸考察团到非洲为保定产品找销路，却意外接到中国驻贊比亚大使馆的请求，希望这位保定官员可以让贊比西河北岸一群签证已过期的保定人回国。结果刘建军改变了主意，回国后给他们续签了护照，帮助他们把妻子和孩子接了过来，并派了两名老师创办了非洲保定村子弟小学，还派了两名医护人员，办了非洲保定村医疗所。/大公报记者顾大鹏
一年后，刘建军第二次来到非洲，发现贊比西河畔的这个小村庄，由几十人发展到多人。有村长，有会计，男种菜，女种花，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三万美元。刘建军就问：“这地方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当地土语叫蜂窝，意思是‘白天干活，晚上回来’”。刘建军说：“这名字不好，我建议叫保定村。”大家一听就鼓掌，保定村就这样传到国内。
“赶集问价”拓外贸
非洲保定村，作为民间经贸合作新模式，很快被模仿拷贝，这分布七个国家的28个非洲保定村，吸引了近十万中国农民在这里从事种植、加工和商贸活动，渐成“一带一路”上独特的风景。非洲保定村创建二十周年之际，七十二岁的刘建军作为世界华人联合会（总会）常务副主席、中非经济贸易促进会会长，在作客《大公报》“财经下午茶”时，分享了中国农民二十年非洲创业的财富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从保定易县县长调任保定市外贸局局长，正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保定市外贸出口下降一大半。当时市领导召集干部开会，动员全市人民共同抗御这场灾难，我作为外贸局局长压力特别大。”刘建军问北京的老朋友，哪些国家没有遭遇金融危机？朋友说，越是落后的国家影响越小。
于是，刘建军动了去非洲的念头，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外贸考察团，于年走进了非洲。对于非洲他们都比较陌生，也没有什么关系和路子，就用最笨的办法，看超市问价格。
晚上开商品信息碰头会，河北容城服装厂一个老闆说，他发现一件儿童服装标价元（人币，下同）。刘建军问：“这样的童装容城做成本是多少？”厂长回答说：“30元多点儿，40元肯定能做。”第二天，刘建军找到超市的老闆，提出给他供货，每套童装元。老闆感到很惊讶。
所谓考察，就是“赶集问价”。同样的商品，比较非洲当地与中国国内的价格。考察团从南非往北，跑了10多个国家。考察的结果是：非洲比想像中好得多，许多商品卖得比中国贵得多。这次考察获得意外收穫，他们一下订了71个集装箱商品。第二年，保定外贸出口逆市增长16%。
教非洲人种粮种菜
刘建军坦言：“有报道说我创建了非洲保定村，这个说法不准确。确切地说，我是非洲保定村的发现者。”
这次非洲考察快结束时，中国驻贊比亚大使馆让刘建军帮个忙。使馆人员对他说：“贊比西河北岸有一群保定人，签证已经过期七八个月了，还不肯走。签证已经过期，再不走就麻烦。”大使馆希望这个保定官员，做做工作，让他们赶紧回家。
刘建军一听非洲有保定老乡，心里暗自高兴，就把这事应承了下来。大使馆给他派了车和翻译，驱车四个小时，赶到贊比西河畔。老远他给保定老乡打电话，一听到乡音心里特别激动。刘建军对记者说：“我想知道，这些保定老乡，在遥远非洲是怎么生活的，非洲又是有怎样的魅力吸引着他们？”
年，保定农民跟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到贊比亚修水坝，工程结束了，他们却不想走。他们发现当地水源丰富，土地肥沃。但是，当地人种植观念和生活方式还很原始。比如，玉米成熟了不收割，吃多少掰多少。要继续种植，就从乾枯的玉米秆上掰一个玉米棒，剥下玉米粒，用脚在老玉米秆旁边扒一个小坑下种，没有垄，种哪算哪。
保定农民在当地学会了法语，教非洲朋友种粮、种菜、烧砖，与当地人成了朋友。保定农民发现，当地一斤白菜两美元，一斤葱一美元，黄瓜一斤两美元，一年可以收穫三季水稻。有的在非洲的土地上种花，法国礼品公司开着飞机直接到地头收购，採摘一次收入多美元。
刘建军发现保定老乡在当地生活得非常快乐，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帮助他们续签了护照，并协助在村里创办了小学以及医疗所。
28个村分布在七国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非洲保定村已发展到28个，分布在非洲七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在乌干达，有1.7万中国人。刘建军说：“保定村并不是中国意义上的村庄，形态各不相同。起初，就是一个老闆或几个老闆组织的一个同乡企业生产社区，慢慢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中国人居部落，有点像北京的温州村、美国的唐人街。现在的保定村，保定人并不佔多数，大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非洲创业者。”
来源：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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