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将古代西藏称为“吐蕃”或“土伯特”，而西藏先民则自称为“蕃”。蕃人的语言相当古老，而且与周围的印欧、阿尔泰、南亚等语系都不搭边，其最近的亲戚是更加古老的汉语，两者合称汉藏语系，即使如此，这对兄弟至少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分家。
蕃人史书说，他们发源于西藏山南的雅砻河流域，那是一片“快马可以奔驰的辽阔大地”。今天在泽当仍矗立着被称为西藏第一座宫殿的雍布拉康，相传由第一位赞普（国王）聂赤始建，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即东汉。
（雍布拉康，左图由纳粹德国科考队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右图则是近年影像。）
隋唐以来，吐蕃迅速崛起，吞并苏毗等周边土邦，将卫（拉萨、山南和林芝西部）藏（日喀则）收入囊中。到公元七世纪中叶，赞普赤松赞终于击败最后一个劲敌象雄，统一西藏本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崛起于雪域。
（吐蕃故都秦瓦达孜）
鉴于首都山南琼结一带偏僻逼仄不利发展，赤松赞做出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决定——迁都到更开阔的拉萨河流域，唐朝人记载，“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有研究认为，唐音“逻些”发音大致为“日啊萨（rasa）”，意为“羊地”——相传它是由山羊驮土而建成——后来才音变为“拉萨（lhasa）”即“圣地”。
从考古实物来看，“逻些/rasa”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八世纪后期赞普赤松德赞时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第一行，以及稍晚的九世纪初期赞普赤德松赞时的噶迥寺碑文第五行。都城中心是吐蕃最早的寺院之一大昭寺，即使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城区也不过是以八廓街为主的一平方多公里地方，甚至都不包括布达拉宫和小昭寺，而当地人仍将到大昭寺称为“去拉萨”。
通过与唐朝等周边政权联姻，新兴的吐蕃王朝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文化，据说佛教也在此时传入西藏。考古发现，逻些城的建设很可能融合了唐朝、印度、波斯等诸多文明的智慧成就，比如大昭寺屋檐的装饰木雕中，甚至出现了类似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
对雄才大略的赤松赞，吐蕃史书赞曰：“吐蕃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时始出现.....一切纯善法制典章，都出自赤松赞赞普时代。万民感恩不尽，共上其尊号为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死后，唐蕃逐渐交恶，从今天的青海、甘肃、新疆一直打到中亚。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东进，不仅占领唐朝西部领土，更在公元年攻陷长安，今天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围墙里，矗立着一块细长的吐蕃古碑，便是为纪念当时的远征军司令——宰相达扎路恭而建。
至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王朝达到鼎盛，“立碑于恒河之滨，控制世界三分之二的地方”。做为新兴的意识形态，佛教得到王室大力弘扬，桑耶寺等一大批寺院拔地而起。值得一提的是，在吐蕃占据的敦煌和新疆东南部，后来在佛教石窟和堡垒遗迹中发现了许多古藏文纸卷简牍，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进入公元九世纪，陷入政治内乱和宗教纷争的高原王朝逐渐倾颓。公元年，争斗了一个半世纪的唐蕃都精疲力竭，终于实现永久和平，盟约分别刻在双方都城的石碑上，拉萨的这块便是大昭寺门口的唐蕃会盟碑。相传二十年后，正是在此碑前，末代赞普达玛乌冬赞——即后世蔑称的“朗达玛”遇刺，帝国随之崩溃，最终湮没于平民奴隶大起义的怒涛中。
吐蕃灭亡的几百年里，西藏分裂为数不清的土邦，史称“分治时期”。期间，有吐蕃王族后裔在西藏西部建立了一系列小王国，"阿里"这个词由此诞生，意思是王室的“属地”。乱世更需要心灵抚慰，佛教在民间得到极大发展，如果接受当时的记载，那么这段西藏史就是一部佛教史，噶当、萨迦、噶举等教派纷纷涌现，而在生活已完全佛教化的藏族先民看来，俗世所有变迁都微不足道，即使发生过，也都淹没于浩如烟海的佛经、教法史、寺志和高僧传记中了。
直至进入十三世纪，蒙古大军狂飙般横扫欧亚大陆，闭门已久的雪域才感到危机。公元年，高僧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到凉州（今天甘肃武威）与窝阔台大汗的次子阔端达成协议，西藏归顺蒙古，蒙古则允许西藏高度自治。之后，元朝将西藏划分为十三个万户辖区，以萨迦为首府，雪域高原从此在行政上正式归入了中国版图。
（凉州白塔寺，萨迦班智达灵骨塔）
不过萨迦政权实力有限，地方势力如直贡万户公开反抗，史载元军不止一次进藏平叛。由于时局不稳，萨迦官员帕巴贝桑布来年楚河上游驻守，他在宗山上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城堡，人们称其“江卡尔孜”即“山顶王城”，简称“江孜”，后来逐渐发展成西藏第三大城市，帕巴贝桑布家族遂称江孜法王。
（江孜白居寺，由江孜法王资助建立）
至于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元朝还是个荒芜的小地方，只有十八户人家。元末，山南乃东的帕木竹巴万户长取代了萨迦法王，新政权进行了诸多改革，经济上以庄园农奴制代替了更加落后的奴隶制，宗教上大力支持新兴的格鲁派（黄教）以严格戒律，政治上则以委任官员的宗（相当于县）取代了贵族世袭的万户。溪卡桑珠孜是帕竹政权设立的最后一个宗，意为“如意庄园”以代表帕竹法王统一西藏的大业功德圆满，它很快被简称为“溪卡孜”，也就是今天的日喀则。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由一世达赖喇嘛建立）
帕竹政权维持了太平盛世，《西藏王臣记》赞叹：“世间没有饥荒和瘟疫，一切所需皆可随意享用。”但明朝后期它陷于内乱，终被藏巴第悉政权取代，后者俗称藏巴汗，都城便设在日喀则，在之后数十年间，这座城市成了西藏的中心。
藏巴汗与迅猛发展的格鲁派睚眦不断。十七世纪中叶，信仰黄教的蒙古和硕特部在固始汗带领下，从新疆突然杀入青藏高原，于年灭亡藏巴汗占领西藏，史称和硕特汗国。固始汗以五世达赖为名义最高领袖，自己则掌握实权，同时又扶持了黄教另一大活佛——班禅系统与达赖分庭抗礼。
和硕特汗国将首府迁回拉萨，并大兴土木扩建，西藏第一大城市的地位从此不可动摇。但是当年，西藏名义上的共主达赖喇嘛并不住在拉萨城里，其寝宫在西郊哲蚌寺的一座三层小楼，名叫噶丹颇章，意为“兜率神宫”，它从此也成为旧西藏地方政权的代称。
与达赖不同，固始汗及之后的和硕特汗王们则住在都城中心。二十世纪初，两个来自沙俄的蒙古喇嘛到达拉萨，拍摄了西藏最早的一批照片，其中就包括和硕特汗国曾经的统治中心——离小昭寺不远的甘丹康萨宫，它今已无存，只留下同名街巷和社区。
年，五世达赖领着固始汗和四世班禅的代表，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受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固始汗则受封“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正式做了清帝臣属。
（顺治会见五世达赖，布达拉宫壁画）
康熙皇帝与西藏互动频繁，曾专门派欧洲传教士进藏做大地测量，他们留下了达赖喇嘛的新居所——布达拉宫最早的画作，当时后者刚建成不久，从画中看，其脚下显然有城墙防护。就是从康熙时起，“西藏”这个地理名词逐渐为大家所接受，此前的“藏”通常仅指“后藏”，也就是日喀则地区。
和硕特汗国后期，蒙古人和藏族官员冲突加剧，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处死摄政桑结嘉措，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引起西藏僧俗普遍反对，汗王对朝廷越发依赖。公元年，清朝派专员到拉萨监理政务，这是后来驻藏大臣的雏形，为稳定局势，又在年册封“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待遇和达赖等同。
年，新疆准噶尔汗国突袭西藏，杀死拉藏汗占领拉萨，随即大肆劫掠，藏人饱受其害。生命即将燃尽的康熙倾举国之力，组建以十四皇子为主帅的远征大军，终于在年赶走了侵略者。
清朝建立了以和硕特官员康济鼐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但他不久被同僚们谋杀，其盟友颇罗鼐在日喀则起兵，双方混战近一年，史称“卫藏之战”。颇罗鼐赢得了战争，被清廷任命为地方政府首脑，封西藏郡王。雍正皇帝又将后藏部分地区授予班禅，从此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活佛辖区。
当年除了拉萨、日喀则和江孜，西藏其他地方都很难称为城市。藏北的那曲基本是无人区，地名出自当地的黑河，藏语“那”为“黑”，“曲”是“河”。而林芝更是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它其实是藏语“尼赤”的转音，“尼”是“尼玛”即“太阳”，“赤”是“座位”，合起来意为“太阳宝座”，如按藏族古地理划分，则为工布地区。川藏要道上的昌都倒比较繁华——它是藏语“察木多”的转音，意为“两河交汇”，扎曲和昂曲正是在此汇合为澜沧江——但这里主要是军队驻地及物资转运站，离大城市的标准还差得远。
就在颇罗鼐统治时期，影响深远的驻藏大臣制度逐渐形成，按照皇帝规定，大臣对西藏政教大事都有裁定权。今天八廓街的冲赛康有座驻藏大臣衙门陈列馆，据说之所以把陈列馆设在这里，不仅因为它是驻藏大臣最早使用的一座专用衙门，始建于雍正六年（年），还由于其他衙门遗址都已无存。
冲赛康衙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也见证了最后一个政教合一政权的产生。年，颇罗鼐之子、桀骜不驯的末代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涉嫌谋反，在这里被两位驻藏大臣手刃，而后者随即葬身于藏王党羽的熊熊烈火。一片混乱之际，长期边缘化的七世达赖喇嘛出乎意料地挺身而出，在清军进藏平乱前便擒获乱党，迅速稳定了政局。
乾隆皇帝开始认真考虑，鉴于以往世俗首脑多不尽人意，是否有必要改革治藏模式。终于在年，清朝正式将西藏大权授予年已四十四岁的七世达赖喇嘛，影响之后两个世纪的噶厦（即旧西藏地方政府，行政首脑为数名噶伦）体系正式确立，乾隆确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也成为此后处理中央与西藏关系的纲领性文件。
七世达赖圆寂后，为解决新老更替期的断档，清朝又试验了一种新的治藏模式——摄政制度。丹吉林第穆活佛、策墨林活佛、功德林达擦活佛以及热振活佛（请注意，藏族传统上称其府邸为‘喜德扎仓’，而不是谣传的‘喜德林’）都曾不止一次在小达赖亲政前出任西藏摄政，而前三位加上南郊的策觉林（源自八世达赖的经师，不过该活佛从未出任过摄政），便构成了传统上的拉萨“四大林”。再往后，为了防范认定过程中的弊端，清朝又明确规定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并由朝廷批准。
（拉萨策墨林，出过三位西藏摄政王）
由于冲赛康衙门焚毁后残破不堪，驻藏大臣只好迁到旧王宫甘丹康萨办公，后又在城北扎什城（今扎基寺一带）新建衙门。鸦片战争后，西藏不断遭到英印殖民当局的骚扰入侵，为便于防范，咸丰年间大臣衙门从偏远的北郊迁回到今大昭寺西南的夺森格路，从此再没搬过家，直至清朝灭亡。
在清朝，进藏之路公认的畏途，即使是天底下最没有理由不去的人——西藏最高长官驻藏大臣，往往也会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或磨蹭，根据历史记载，一百三十多名驻藏大臣中有二十多人以各种原因没有到任，即使最终进藏的大臣中也不乏有意拖延期待变故者，有的人竟然拖拖拉拉走了两年之久才到达拉萨。
今天相比内地道路，川藏、滇藏、青藏等等仍然艰难，可人类征服艰难的手段却远远超出了当年先人们最乐观的梦想。更不要说，随着年青藏铁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人坐着火车来到了拉萨，汽车和火车外面一路旖旎的风光始终是无法阻挡的诱惑。
（现代川藏公路）
现代西方人总将西藏想象为香格里拉般的世外桃源，但在上世纪初，英国侵略军杀入拉萨，所见却让他们震惊：“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
恍如隔世。今天整洁的八廓街上熙熙攘攘，人们操着各式各样的口音，挎着背包相机，在此萍水相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钻进僻静的巷子，找个老式的茶馆，叫上一暖壶奶茶，再来碟炸土豆或一碗藏面，听着身边兴高采烈的“巴拉小”，时光便在人间烟火中不知不觉地流逝……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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