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尼尔?阿彻森（NealAscherson）
翻译：孙微
《东方历史评论》
几个星期后，如果一切都顺利，我会去翻看我的波兰文件。在共产主义时期经常访问波兰的外国记者必须假定自己在过去的安全部门都会有存档。我自己的存档现存在华沙的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我可以读取它。我不知道这些档案里包含什么。肯定有很多不相干的垃圾：因为监控团队必须得找出点东西才能报销。但有一件事我心理上是有所准备的：那些我认为是朋友或者至少是不错的熟人，曾经给秘密警察打过报告。有些“被锁定目标”的人觉得这种报告太可怕了，他们宁愿不去查看以免沮丧，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人民的波兰”曾经是雷沙德·卡普钦斯基的住处，但是他却经常不在那里。许多藐视那个政权的的人总是斟酌：去巴黎参加会议获取护照或结交西方老外的价钱，是否和访问某位柯瓦斯基少将、杜撰一些无害的陈词滥调差不多便宜。我的几个朋友承认了这一点，并当玩笑来讲，其他人则讳莫如深。他们并不愿意告密，更不是想要加害于我的职业间谍，了解了这些所以我相信他们。
我以为和卡普钦斯基也是那种关系。我们遇到过好几次，大多数是在华沙，而且我也觉得我们是朋友。也许我错了，他很迷人、有所图、总是对你说的话有兴趣。然而，正如阿图尔·多莫斯瓦夫斯基（ArturDomos?awski）在这本传记指出，那个温暖、认同的笑容是给所有人的。我不记得他说过些什么，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太多话。他是少有的那种记者类型，通过倾听就能让其他人敞开心扉。这也正是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男人“微笑”的用途所在——把注意力和好奇心从自己身上转移。卡普钦斯基总是语焉不详，原来是他想要逃避躲闪的太多。
我 次听说他，是从那些报道非洲的西方记者那里。他们喜欢他，他很异国情调——总是在幕后——却又勇敢而风趣。他为波兰通讯社工作，却被 地中止了工作合同，黑客暴民收养了他，把他推上飞机，或者用他的波兰护照吓边境官员一跳。一名共产党员？当他在时，很多美国人会留意管住自己的嘴不乱说话。其他人则想象“理查德”很有可能得签署某种讨厌的文件才能离开波兰：那他妈又能怎样？
在读完多莫斯瓦夫斯基独具魅力、详尽的、时常令人不安的书之后，他们那种“易容忍”的态度和我自己的又有所不同。首先，他很傲慢。所有的波兰人都那么愤世嫉俗、没心没肺吗？回首往事，波兰旧制度土崩瓦解二十余年后，我朋友和那些“服务机构”的人的联系往往令人感到羞耻偶尔还很可怕，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而已。
其次，事实证明，卡普钦斯基并不属于“付出代价”的情况。的确，如果他不同意从事情报工作，他就不会被允许出国旅行;就不会有《皇帝》（TheEmperor）,《伊朗王中的伊朗王》（ShahofShahs）或者《足球战争》（TheSoccerWar）这几本书的出版。但事实上，他很愿意合作。他的情报文件在年他去世后被打开，内容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他只是不停请求自己忙于报道而没时间从事间谍工作。但在拉丁美洲，他提供了多个配置文件，并提供了为中央情报局所用的数字细节。
他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人生那个时间点——60年代末——他虽被迫害但依旧是共产党的忠实成员。他知道，波兰的共产主义正变成腐败的烂摊子，但他仍然相信而且热情浪漫地认为帝国主义和南部穷苦劳动人民之间有着争斗，而且他们之间没有中间地带。错过打击压迫者的机会无异于与他们为伍。
他的文件并没有明显显示他曾通报朋友或同事。有一个例子，他传达了与一个波兰逃亡者的对话，这是一个因年反犹太清洗刚刚被迫离开的女人。即便这样的对话也很模棱两可：她也许是想让他传达她对若干党内人物的严厉评价，他甚至可能同意她的意见。但是多莫斯瓦夫斯基在有一点上是对的，他认为卡普钦斯基违反了新闻道德和职业的边界。因为新闻和间谍活动在表面上有相似性，但又非常不同。告诉一位大使你的见闻是无害的，然而为情报机构写目标性材料则是另一回事，而且这毒害记者的灵魂。
多莫斯瓦夫斯基的书在年在波兰问世，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多莫斯瓦夫斯基是一位年轻的记者，和他的同事一样，多年以来一直尊卡普钦斯基为伟大的作家和记者。他甚至让自己成为了卡普钦斯基最得意的弟子，经常去大师家里拜访或对他进行采访。他所表露出来的亲密关系，甚至有一些占有欲。这种亲密关系使得他对卡普钦斯基的遗孀表示同情，后者曾尝试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幸运的是，她失败了。
多莫斯瓦夫斯基的书是一部人物传记的凄美壮举，不仅是因为他寻觅了卡普钦斯基在全世界的踪迹，而且这部传记重新揭示了试图在20世纪后期报道整个世界的记者们所面临的诚信和良知的两难困境。
关于卡普钦斯基有两大问号。首先是他的写作：他有没有杜撰？他是否有编纂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描述过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场景？如果是这样，作为一个为波兰新闻社和波兰报纸工作的人，他在例行报告中是否假话连篇？或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是否编纂事实，用“报告文学”的风格巧妙地创建一个“比真理更真实”的现实？
第二个问号关于他的政治：他年轻的时候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之后又如何掩藏。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问号的重要性很不一样。对于外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真正的卡普钦斯基问题是准确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皇帝》（据他介绍，书本基于帝国被推翻之后，对海尔·塞拉西的臣子的采访），那些采访究竟是否发生过。
对于多莫斯瓦夫斯基而言，在波兰经历十多年可怕诽谤时期之后，作为一个年轻的波兰记者，想要写共产主义时期的历史，卡普钦斯基的政治信仰更加重要。十几岁就成长于那个被迫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国家里，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崇尚斯大林主义的男孩。作为波兰青年联盟运动的 ，迫使大家在虚拟选举中投票，并给乔大爷（UncleJoe）写可怕的诗，他是大多数波兰人厌恶的年轻红色活动家之一。这个集体有个共同的绰号pryszczy——意思是“满脸疙瘩的人”。
在之后的岁月里，卡普钦斯基从那个时期走出，假装他只是在年介入政治，而那一年波兰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他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恐怖和镇压了解多少？毕竟，他几个同学的父亲曾坐过牢，而他熟识的一个女孩因讲笑话被判入狱。说到这里，这位苏联的热心崇拜者如何可能忽视斯大林政权的大清洗以及古拉格集中营？要知道，几乎每个波兰人都认识一个年苏联入侵之后被驱逐出境的奴工，或者在卡廷大屠杀中被害的波兰精英。然而，他自称对此不甚了解。正如他的一位朋友对多莫斯瓦夫斯基所表示：“除非他是个白痴，否则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是白痴。在政治上，他很警觉。年，他被“波兰十月”说服，尽管党曾经被可怕地“扭曲”，但是重整之后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主义可能会出现。和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他开始写一些眩目的新闻，曝光一些滥用的情况（“波兰报告文学学派”）。他声称在非洲和亚洲的解放运动中，重新发现了纯粹的革命火种，波兰和苏联帝国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了确保自己能轻易获得出国护照，他与党内一些高层保持了密切的朋友关系。
在海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他错过了许多波兰内部危机，而且不需要冒站队的风险。当波兰杂志《政治》（Polityka）面临压力时，他就静静地停笔——尽管该杂志的编辑多年以来发表他的文章，并鼓励他多年。当他在党内的主要保护者雷沙德·弗雷克（RyszardFrelek）因“犹太－斯大林主义”大清洗而受到压迫时，他什么也没有说。
然而到年团结革命的时候，他对政权失去了希望。他很沮丧，相信俄罗斯坦克将很快到达。他被自己的情感浪潮所挟裹，甚至萌发退还党证的想法。年后，当波兰共产主义退位，他在短暂追逐自由市场浪潮之后很快又回复到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创造的胜者－败者社会的左翼批判阵营中去。
他的政治路线曲折并非异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后斯大林主义政权国家，很多反对派都是由那些青年时代是斯大林主义狂热分子的人来领导，他们觉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受到了背叛。卡普钦斯基的不同只是在于他不愿冒这个与赞助者决裂的险（去非洲或拉丁美洲将没有护照），他试图用痛苦的方式极力隐瞒自己的过去。
在他生命的 几十年里，他显然非常担心自己与波兰情报机构合作的事情曝光，这也许能解释他最明目张胆的一次骗局。当《伊朗王中的伊朗王》在年被翻译成英文时，15页原文——描述中情局推翻摩萨台穆罕默德的致命阴谋的几页无端失踪。
虽然后来卡普钦斯基暗示，美国出版商曾要求把这部分剪掉，但他们坚决否认进行过任何这样的建议。在长时间调查后，多莫斯瓦夫斯基认为美国人的说法更靠谱。他的结论是：卡普钦斯基已经陷入偏执的“东欧”逻辑。他怀疑中情局已经知道他的间谍身份，卡普钦斯基担心如果他揭露他们年在伊朗的肮脏工作，那么中情局将通过暴露他是“共产党间谍”来进行报复。这样他的《皇帝》在西方取得的巨大成功将付之一炬。
多莫斯瓦夫斯基列出了许多其他有关准确性的问题。卡普钦斯基有关情报机构的内容只是报道，间或有分析和意见。他只是在长专题文章，或者书中的轶事部分才会习惯性地夸大，增加一些细节来产生某些效果。
比如，他在乌松布拉（Usumbura）机场时正等待比利时雇佣军的处决，这似乎并不真实。多莫斯瓦夫斯基拜访过的记者们就说过，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当卡普钦斯基告诉他，年墨西哥城大屠杀发生时他正好在那里，而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时他恰巧在圣地亚哥。然而事实是，他事发“一个月”后才去墨西哥，而在智利的时候则是年之前好几年。在玻利维亚，他写了一个反叛编辑可耻而多彩但却很不真实的故事，他其实很容易就能向当事人了解情况，但他和很多记者一样，不希望事实阻挠一个伟大故事的诞生。
当一个朋友指出，他所描述的坦桑尼亚骚乱是在另一个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卡普钦斯基则冲她喊：“你完全不明白！我不是在赘述这些细节：重点在于问题的本质！”有些时候这样的写法还真管用。在在军事独裁者伊迪·阿明的乌干达，他描述一群非洲人抓到一只巨大的鱼，因吃掉扔进维多利亚湖的尸体而长到怪兽般庞大，这让这群非洲人非常恐惧。卡普钦斯基知道这不是真的：这条鱼是被引进的尼罗河鲈鱼，因吃了本地物种而变大。然而，这个故事恰恰捕捉到了噩梦时代的惊恐气氛。此外，人们对他是否如他自己在《皇帝》中描述，真正采访过所有埃塞俄比亚朝臣，他们是否真的以那种忧郁的、哲学的说话方式和他交流也值得怀疑。但这些都没有阻止这本书具有“中世纪”宫廷的感觉和功能。
文学或新闻？或“报告文学”？在“英语”的传统中，将小说打扮成事实卖给读者永远是错的。但依据老的中欧传统，卡普钦斯基有很多前辈，包括伟大的“走遍全球的记者”埃贡·欧文基希，都假定读者对娱乐和魅力的渴望不亚于对信息的需求。
为了更形象地传达“究竟是什么样子”而玩转事实，对于布拉格或维也纳的读者则可能没什么问题。即使到了今天，我猜想，卡普钦斯基的同胞波兰人对他政治生涯的好奇远超过他对事实的玩弄。重读多莫斯瓦夫斯基的 页，我感觉他最初也是这样。直到他注意到“外国”的读者，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卡普钦斯基涉嫌“杜撰和夸张”，他才决定进行调查。
所有记者——不仅仅是卡普钦斯基，而且不仅仅是那些非民主国家的记者——有时忍不住要将细节提亮，删掉那些无聊的部分，新闻伦理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但毫无疑问，卡普钦斯基——为了出版而写作，而那些读者根本没有办法核实——这实际上践踏了伦理边界，贩卖“内讧”。而且他还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有所隐瞒。年，他似乎比任何人都早地知道在内战期间古巴人已把部队挺进安哥拉——这是一个超劲爆的故事。但是过早地报道将有可能会影响到“行动”，于是他就坐等这个消息成为“官方”新闻。这种决定并不“特殊”或者“左派”：在20世纪90年代，外国记者在萨拉热窝“围困期”发现了武器和弹药仍能进入城市，他们也达成一致不进行报道。这属于“自我审查”还是“参与性的新闻工作”？卡普钦斯基热情地参与其中，甚至在安哥拉的战斗中，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革命者使用枪支（公平地说，他声称这是为了自卫）。“我不相信新闻完全公正，”他曾这样写道。“我不相信完全的客观性。一位记者不能是一个冷漠的证人，他应该有......同情的能力。所谓客观的新闻在冲突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试图客观只会导致造假。”
卡普钦斯基的“同情心”受到很多人敬仰，但坦率地说，他的“同情心”更多地是经常去穷街陋巷或难民营地“听”普通老百姓故事的习惯。他喜欢离媒体监管者远远的，与当地人接近。这一习惯对于新闻职业而言太棒了。
但他的弱点是，他描述的那些奇异“典型”和他遇到的“实际存在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并不相同。对东非了如指掌的英国人类学家和作家约翰·赖尔就一直尖锐地批评他：“尽管卡普钦斯基持有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他对非洲的写作却是各种近代文学殖民主义，一种东方的奇闻趣事......这里的事实不再神圣;我们在鬼魂的丛林中游玩，想当然地去概括‘非洲’和‘非洲人’。”多莫斯瓦夫斯基在《太阳的影子》（TheShadowoftheSun）中用一些荒谬的言论支持了赖尔的结论：“欧洲人所熟悉的那种学术而客观的‘历史’，永远不会在这里出现，因为非洲过去没有文件或记录......历史......在这里实现了其最纯粹的结晶形式——神话。”伟大的人类学家梅尔福特斯还是在六十年前告诉我“非洲没有历史！”即便如此，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我也知道那是居高临下的无稽之谈。
卡普钦斯基曾经争辩，由于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兰，这个有悠久亡国历史、列强殖民、以及英勇起义的国家，他对第三世界国家有着西方人无法比拟的特殊见解。有时候，他会把平斯克镇（他家人所在地，现在在白俄罗斯）的贫困和无知比作非洲。但波兰人的身份并没有明显帮助他了解非洲。恰恰相反：他在非洲的经历反映了波兰的时局，他在文章和书籍中无情地描述了这些相似之处。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当他开始写他的三部曲《皇帝》,《伊朗王中的伊朗王》和《阿明》(他没有完成)时——他正在逃避爱德华·盖莱克（EdwardGierek）政权的审查，后者在年夺取波兰政权，并严格审查讽刺寓言。
当时的广泛主题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徒劳的。但是多莫斯瓦夫斯基的书表明，暗讽都非常精确。《皇帝》开始以连载的方式在波兰杂志《文化》（KULTURA）上登出，很快所有机智的波兰人都幸灾乐祸地嘲笑打扮成海尔·塞拉西的盖莱克的野心：“陛下约见的人从来不基于才能，而是基于忠诚度。”
卡普钦斯基写道，那些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出国后带回“各种离奇、不忠诚的意见”。他们环顾四周，“天哪，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存在？”卡普钦斯基的故事让读者入迷。有时他干脆杜撰：当盖莱克提出在维斯瓦河修建巨坝时，海尔·塞拉西宣布在尼罗河建立水坝：“我们怎能建大坝，那些迷惑的顾问们抱怨：当各个省都在挨饿之时，整个国家还在折腾？”
然而卡普钦斯基可以摆脱这一切，在自己国家成为文学英雄这一事实表明，盖莱克治下的波兰其实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地方——除非你太出格。他享受快乐的生活，而不是奢华的生活。由于对女性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亲密的笑容，迷人的光环），他总是有些短暂的艳史：三个月的热烈崇拜后转为友谊。当然他还有一个长期的情妇，多莫斯瓦夫斯基曾对她进行匿名采访，他还有个长期遭受苦难的妻子阿莉恰。他们年就已结婚，并养育一个名叫佐伊卡的孩子，孩子的名字追随一个被苏联游击队烈士，并早早离开了波兰。阿莉恰长期忍受卡普钦斯基的各种不忠，以及他的长久缺席，并逐渐成为一个伟人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有人说，当他的车在华沙坏掉了，他会打电话给阿莉恰而不是自己去修车。幸运的是，她有着另外一种人生——医院儿科医生，她倍受尊重。
多莫斯瓦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包括三类警世故事：关于新闻是否应该被介入，聪明的波兰人在20世纪后半页走出政治迷宫，以及人类相信自己的故事并保守秘密的无穷能力。最终，他还是充满信心地捍卫了卡普钦斯基的作家地位，对他作为朋友的记忆赞不绝口，但对自己的发现也惊讶不已。正如卡普钦斯基的前情人之一所描述：“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生活在不同世界、多个时代的纠结时刻。”
因此他不是道德的巨人。但看完这本传记后，明智的做法是回去读他的书，尤其是关于战争或贫困时期的非洲作品。选择《生命中的另一天》（AnotherDayofLife）这本我曾经读过的书，我无法在看完奇妙、敏感和敏锐描述非洲战争的杂志之前，将其放下。卡普钦斯基的某些作品属于“东方奇闻轶事”这方面，莱尔是正确的。他很有可能融合了一些安哥拉战斗细节。但是，作为参与过那些战争的战地记者之一，我可以说，他抓住了“在那里是什么感觉”这一点，而在这一点上，其他记者可以说是望其项背。
卡普钦斯基往往能发现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已经改变了非洲人的生活：塑料水容器。卡普钦斯基列出它的到来带来的后果。塑料容器比旧的粘土或金属罐便宜。它更轻，在小屋和井之间更易于携带，而且儿童也能使用：在此之前，总是妇女来打水——现在，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去泉水或水井处打水，而女性则解脱出来做其他的事情。 ，容器还可以在村里的运水卡车处排队。和陶壶不同，他们太便宜没有被偷的价值。“现在......你用你的塑料容器排队，然后去找一些阴凉地，或者去市场，或者访问朋友。”卡普钦斯基最擅长的不是写皇帝、君主或者中央委员会书记。但是像对那些塑料水容器和阳光尘土中的高个子女性的描写，他的写作更符合新闻手法，而且比一般记者写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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