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殿疯眞棒 http://www.zhutihunli.com/yydt/418.html第2章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在最后的日子里，身体非常虚弱，大小便失禁，前列腺癌正在扩散。寻宝人搜遍了他在金沙萨的一座军营（在此，他迎来自己生命的尾声），却没有发现什么比这个大个子的尿布更值钱的东西。据说，蒙博托当时的精神控制力也相当薄弱。几个吹嘘自己能通过可靠途径接触到旧宫廷绯闻的人向我保证，到最后他已处于神经错乱之中——无论从药剂学还是性格上说，他都已经失控了，时而胡言乱语，时而勃然大怒——在幻觉中他还坚信自己即将击溃洛朗·卡比拉的叛军联盟，事实上，叛军仅用七个月就征服了他那片广阔的土地，而且几乎要打到他的家门口了。然而，蒙博托作为总统所完成的最后一次行动表明，他至少大体上对事态的发展还是了解的。年5月日，他下令将遇刺的卢旺达胡图力量政权的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遗体从他在戈巴多莱的庄园陵墓里挖掘出来，并用一架运输机运到金沙萨。据说蒙博托担心卡比拉的部队可能会把哈比亚利马纳从坟墓中挖出来，并对其进行破坏，他想安置好这个卢旺达人。在四天四夜的时间里，这位已故的卢旺达总统就躺在金沙萨停机坪上的飞机里，而垂死的扎伊尔总统则最后一次催促他的手下，让他们赶紧想办法处理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货物。最后的决定是火葬，而非正规的刚果人的葬礼仪式。在对这个虔信天主教的男人的尸体做了一点临时的准备之后，蒙博托的代理人强迫一名印度教教士为其祷告，接着哈比亚利马纳就烟消云散了。第二天一早，蒙博托也飞离此地，去了多哥（Togo），然后又到摩洛哥（Morocco），不久就死在那里。在他离开金沙萨的24小时后，卡比拉盟军指挥下的第一批卢旺达爱国军士兵进入扎伊尔的首都。为哈比亚利马纳的葬礼而忧心忡忡的蒙博托，实际上是为整整一代的非洲领导人举行了葬礼，而他自己就是这批落伍者中久负盛名的典范：“冷战”新殖民主义的代理独裁者，偏执，彻底地腐败，对他的国家具有绝对的破坏性。六个月前，当卢旺达支持的叛军联盟首次占领戈马时，我直接驱车去了蒙博托在戈马城边缘的湖岸宫殿。那里大门敞开，无人守卫。扎伊尔的国旗在车道上被揉成一团。蒙博托总统特别师（SpecialPresidentialDivision）丢弃的军火散落一地——成堆的突击步枪，标有“TNT”字样的箱子里装满了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车库旁停着五辆崭新的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一辆闪闪发光的路虎和两辆救护车。在宫殿里，是一片耀眼的组合镜天花板、孔雀石和珍珠镶嵌的家具、枝形吊灯、巨大的电视和精心设计的高保真音响。楼上则是配备了按摩浴缸的双人浴室。戈马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有一天，我在一个熟人的家门前停了下来，他离开了，只留下他的狗，它们的鼻子从紧锁的大门下伸出来。我给他们喂了一些联合国的高蛋白饼干，有三个人从拐角处走过来，也想要一些。我把箱子递给第一个走过来的衣衫褴褛的人，说：“拿几个。”他的手猛地伸了出来，我感觉箱子从我紧握的手中飞了出去，就好像是被弹射出去了一样。那人的同伴立即扑向他，两人互相扭打，不断地把饼干塞进自己嘴里，又不断从对方嘴里抓出饼干来，接着这条看似已荒废的街道上的人都跑来加入这场争夺。蒙博托的按摩浴缸旁摆满了沐浴油和香水，用爱丽丝梦游仙境级别的瓶子装着；每瓶能装将近加仑，大多数都是满的。其中有一种香水似乎是最受他青睐的：一大桶香奈儿自我男士香水（ChanelsEgo?ste）。他在里面洗澡。这就是扎伊尔，蒙博托本着路易十四“朕即国家”（Létatcestmoi）的精神，沉溺于自吹自擂之中：“在我之前没有扎伊尔，在我之后也不会有扎伊尔。”结果，曾称扎伊尔是“不存在之地”的卡比拉证明了蒙博托的先见之明；年5月7日，卡比拉宣布自己成为总统，并恢复了被蒙博托废弃的国名：刚果民主共和国。他取得胜利的速度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扎伊尔军队通常宁愿逃跑也不愿战斗，他们抢在叛军到来之前，在经过的一座又一座城镇里大肆强奸和劫掠。唯一真正支持蒙博托的就是逃亡过去的数万名卢旺达胡图力量的战士和几十名法国招募的塞尔维亚雇佣兵。卡比拉不仅需要卢旺达的帮助，他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如此才能有效地完成他的征程。在他的联军背后，形成了一个泛非洲的联盟，代表了这片大陆上至少十个国家政府的政治或军事热忱。叛军在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取得初步胜利后，刚果的新兵就成群结队地加入卡比拉的事业，而来自安哥拉（Angola）、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等邻国以及远在他方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也纷纷对其给予支持。如果刚果的这场战争发生在欧洲，那很可能会被称为一场世界大战，而对非洲人来说，这片土地已处在成败关头，因为这是一场事关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战争。正如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卡比拉宣誓就职后不久，跟我说的那样：“蒙博托的最大错误是让自己卷入卢旺达的事务，所以蒙博托真是自掘坟墓。如果他没有卷入卢旺达的事务，我想他还是可以留任的，就像过去32年一样——对扎伊尔的发展不管不顾，只是通过控制广播电台之类的机构，就能维持他们所谓的权力。”蒙博托当然也受到过警告，而且不仅是那些把他赶下台的人发出的警告。在他位于戈马的废弃宫殿的书房里，我发现了蒙博托的一名顾问给他写的一份关于卢旺达冲突的长篇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从内容上看似乎是写于99年，正值“卢旺达爱国阵线”首次入侵卢旺达后不久，当时蒙博托正在主持一系列短暂的停火谈判。备忘录称哈比亚利马纳的宫廷“大部分是由顽固的极端分子和狂热分子组成”，并预测“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军将“以某种方式实现他们的最终目标，即在卢旺达夺取政权”。备忘录还敦促蒙博托在不疏远“卢旺达爱国阵线”或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的情况下，充当“道德保护伞”和“谈判进程的精神之父”，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扎伊尔的根本利益”，无论谁会赢得卢旺达的政权。作为一个来趁火打劫的人，真的，我站在蒙博托的“被解放了的”书房里，读着这份平淡无奇的文件，仅仅由于其中所牵涉事件之重大才使它尤其引人注目，这让我再次震惊地想到，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是多么彻底地改变了这片土地。就在几年前，在00万人死亡之前，在种族灭绝之前，这里也未必就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在中非这片土地上，最糟的情况仍然是未知的。年，在卢旺达的灭绝运动达到高潮之时，巴黎正将武器空运给蒙博托在扎伊尔东部的中间商，并直接越境转移到种族灭绝分子手中，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正如《费加罗报》后来报道的那样——“在这些国家，种族灭绝并不太重要”，而其他大国在当时及随后几年的作为和不作为都表明他们同意这样做。很显然，他们没有想到像卢旺达这样的国家会拒绝接受其自身的毁灭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人想到其他的非洲人能认真对待卢旺达的危险并采取行动。对种族灭绝的记忆，再加上蒙博托全面恢复种族灭绝的倡议，产生了“比卢旺达更广泛的全球性反响”，穆塞韦尼跟我说，“在非洲，我们决心抵制它”。正如蒙博托被穆塞韦尼称为西方傀儡师们的“代理人”一样，那些一再威胁要将整个地区变成鲜血之地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分子们，他们能维持生计也要归功于西方慈善机构的盲目施舍。西方人以后可能会因为对这些罪犯所制定的不负责任的政策而伤透脑筋，但这团被称为国际社会的迷雾最终是不会对任何人做出解释的。国际社会屡次三番地对中非地区做出虚伪的保护承诺，而紧随其后的是数十万平民在面对极端暴力时被立刻抛弃。为了回应这种满不在乎的有罪不罚的态度，刚果的叛乱给非洲提供了一个联合起来反对其本土最大的政治罪恶的机会，并由此取代西方，成为自身政治命运的主宰者。我常常觉得把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非和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相比较会有助于理解——诸如一系列的部落和宗教战争、腐败的暴君、掠夺成性的精英集团和迷信的农民阶级、不断恶化的疾病、停滞不前的贫困，以及满口的承诺，这一切都让人饱受折磨。当然，帮助欧洲人民走向更伟大的繁荣和更明智的统治的一个关键进程就是殖民主义，它允许对外输出侵略，对内输入财富。以前的殖民地在跌跌撞撞地走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大家庭时，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机会；无论他们想出什么样的政府形式，在他们努力建立持久的政治传统的过程中，都可能只是过渡性的。早在卢旺达成为研究国际社会疏失的个案之前，穆塞韦尼就说过：“一点点疏失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越被孤立，对非洲就越好。那样我们就必须依靠自己。”刚果革命让外部世界感到惊讶的程度暴露出了一种顽固的错觉，这种观念主导了西方对后“冷战”时期非洲的态度，即非洲人会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却不会真正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是错误的，在戈马也是如此。然而，在戈马完全没有负责任的国际参与，反而为非洲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和机会。尽管卡比拉的外国支持者们对他是否具备超出刚果临时领导人的能力，公开表示了怀疑——甚至他充当的临时领导人这一角色也很快就会令他们失望——但“民主力量联盟”的迅速胜利还是激励了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他在卡比拉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声称这场战争“不仅解放了刚果，也解放了整个非洲”。作为中非新领导人们的政治教父，穆塞韦尼的话受到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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