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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找不到的贫民村

来源:坎帕拉 时间:202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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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一样,贫困不是自然产物,它是人为的。人类能够通过他们的行动来克服和消除贫困。”——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内罗毕最大贫民窟基贝拉。从外面看只能看到一片锈铁皮房。

赤道上,天亮在倏忽之间。七点,基贝拉里早起的人们已经匆匆吃完乌伽黎(ugali,东非一种廉价的玉米粉蒸制食物),从四面八方沿着窄窄的黄土路,一个挨着一个走出这座非洲最大的贫民窟。来非洲几个月后,我终于迎着外出的人流,走进基贝拉。迎面而来的每个人都剃着既省水又好打理的光头,每个人都套着灰蒙蒙的褪色夹克,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表情,只顾埋头走路,好像要积蓄全部力气走一段长路。半埋在黄土里的各色塑料袋在他们身后的风中摇曳,像是送别征人的旌旗。只有当他们抬脚跨过积水的坑洼时,才能看出他们还有生气,每个人都不同。

短的1小时,长的2小时,这些基贝拉人才能走到一个个超市收银台、小区门岗、小学教室或是沿街小铺。他们将在那里工作一整天,然后再走回基贝拉,为等在家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一把打蔫儿的菠菜或是几个半烂的西红柿当晚饭。有晚饭的日子并不多。因为穷,基贝拉人每天只吃两顿饭,有时甚至是一顿饭。早饭是一整天工作的保证,因此也成为他们一天里最有指望的一顿饭。

“每天早晨醒来,是我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暂时不必担心晚饭在哪里,因为那要到吃完早饭才用去想。”迎接我的基贝拉人托尼告诉我。这个25岁的年轻人将作为我的向导兼保镖陪我走进基贝拉,然后得到先令酬劳——这相当于他在基贝拉附近的“托伊市场”和兄弟一起摆小摊卖二手鞋好几天的收入。非洲的贫民窟里没有百万富翁。在非洲,我逐渐意识到贫困是有味道的:在多哥几内亚湾边的鱼市上,贫困是潮湿的海风混杂着的鱼腥;在加纳的埃尔米纳海滩,贫困是沙滩上密密麻麻的淘金人背心上的汗臭味;而在基贝拉,贫困是扑鼻而来的粪便、垃圾的臭味夹杂着刺鼻的烤木炭味——木炭是基贝拉人做饭的燃料。

“这是基贝拉的味道。”身旁的托尼看出我的不适应,“习惯习惯就好了。”我曾好几次路过基贝拉,从外面只能看到连成一片的锈铁皮房,里面安静得似乎没有生命。只是每天傍晚和清晨,这片2.4平方千米的坡地才静静吞吐80万居民。因为基贝拉是非法定居点,它在肯尼亚的地图上从来没有被标注过。

这里是贫穷、盗窃、疾病、死亡的代名词。虽然它离市中心驱车只要5分钟,许多内罗毕人却从没来过。更愿意来基贝拉的通常是带着保镖的白人游客和各种西方慈善组织的志愿者。做“基贝拉一日游”的保安和导游已经成为托尼固定的兼职工作。他从小生长在这里,知道像我一样的外国人最感兴趣的“景点”是基贝拉深处那些最穷、最破的铁皮房。

5分钟车程,就已经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刚才还是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西装革履的白领脚步匆匆,转瞬间就已经是这个国家最丑陋的一面。请原谅我这么说,但如果你想在活着的时候见见地狱,请来基贝拉吧:一条5米宽的泥路蜿蜒向前,透过满地的污水、烂泥和旧塑料袋、烂菜叶,一排排生锈的铁皮房铺陈开来。

路边,看得见肋骨印儿的狗、羊、鸡在小山高的垃圾堆里翻弄着。老人和怀抱婴儿的孩子坐在路边,静静看着难得一见的陌生人。基贝拉的青壮年男子不多,他们或是早已出门做工,或是已经死于艾滋病——有人估计,基贝拉的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0%。

从主路拐入更加狭窄的小巷,我必须随时留意脚下的臭水沟和头顶上铁皮屋里翘出来的锈铁皮。用泥土、木棒和铁皮搭建成的小屋,最大的每间15平方米,要挤上一个7~8人的大家庭。“你很幸运,在月初时来基贝拉。”

托尼对我说。基贝拉最危险的时候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以后,那时人们上个月赚到的钱差不多用完,无业者借着酒劲,在夜里抢劫当地居民,或是强奸女孩子。基贝拉16至25岁的女孩子里,有一半人曾有身孕,很多是意外怀孕或是强奸所致。怀孕后,有的女孩子只能去贫民窟卫生条件极差的私人诊所里堕胎,导致更大的风险。

“别拿出相机,也别给孩子们糖果或是硬币,这可能引发骚乱。”托尼的警告让我只能对路边一群衣着破烂、冲着我兴奋地高喊“Howareyou?”(你好吗?)“BruceLee!”(李小龙!)然后跑来拉我手的孩子们挥挥手——李小龙可能是他们在街边简陋的录像店里认识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基贝拉是非洲贫困最集中、最具体也是最震撼的体现。

几个月里,我已经习惯了非洲的贫穷:街边要饭的孩子用手指着嘴,用大大的眼睛盯住你,他们是真正在要“饭”;肯尼亚人说政客们贪污,总是说“轮到他们‘吃’了”,吃饱已经是一种特权;单位给雇员们发放的圣诞礼物是一盒糖果,他们会私下和我说,其实更想领到面粉或者大米;路边孩子敲着我的车窗,哀求着要一点买校服的钱(肯尼亚小学教育免费,但学生要自己买英式校服,支付各种杂费);几个小学生费力地抬着生锈的足球门框走向几千米外的空地,只为踢一场有球门的球赛……贫困融在非洲人的血液里,饥饿的记忆印在他们的基因中。万肯尼亚人中,有万每天只吃一顿饭,或是更少。内罗毕超过万人居住在其他多个像基贝拉这样、大大小小的贫民窟中,占人口总数的60%。

肯尼亚一个纪念品市场上,因贫困辍学的孩子跟妈妈学缝布娃娃。

在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到1.25美元的非洲,肯尼亚人实在算不上是“穷人”。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

倒数30位的穷国除了阿富汗和尼泊尔外,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其中不包括肯尼亚。在每一个非洲国家的首都都能找到由铁皮房、泥屋子聚集而成的贫民窟:尼日利亚拉各斯河边的马可可(Makoko)、南非约翰内斯堡黑人区的索韦托(Soweto)、加纳阿克拉的法达马(Fadama)、乌干达坎帕拉的基塞尼(Kisenyi)……至于80%人口都生活在贫民窟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大贫民窟。

看到中国人,贫民窟里两个孩子向我喊着“BruceLee”,并摆出功夫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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