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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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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和许多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会有数百人在街上排队看望癌症医生。这些地区有很多需癌症患者，但却无法进行放疗或手术。事实上，90％的低收入国家的人们无法获得基本的癌症治疗。
在年发布临床试验的种癌症药物治疗中，只有15％的疗法能长期改善患者生存状态。而且，事实证明药物越贵，患者所得的生存改善越少。所以在中低收入国家，以技术为中心的癌症治疗弊大于利。
为了提高全球约万人的生存和幸福感，研究人员和医生对国家癌症控制规划进行了十几项研究。收集的流行病学资料和其他数据显示，对癌症存活率和死亡率测量方面相对较差的国家进行分析。
日益严重的问题
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癌症发病率正在不断上升。十年前，全世界有万癌症患者，经济影响近亿美元。到了年，预计将有万患者，经济影响预计会达到亿美元。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这个数字各国差异也很大。
比如同是欧洲国家，根据EUROCARE-5数据库，在年，丹麦（表现最佳的国家之一）和立陶宛（最差）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差异为14.5％。对于直肠癌，生存率的国家差异多达32％。
同样地，根据年的研究，在亚洲，被诊断为实体瘤的患者，如乳腺癌或结直肠癌后一年死亡比例在12％（马来西亚）至45％（缅甸）之间。同时，因病返贫的患者比例范围为1/4（泰国）到2/3（越南）。
欧洲癌症5年生存率
东南亚国家癌症死亡率和因癌返贫率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和大多数医院缺乏各种治疗癌症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比如拿印度孟买的塔塔纪念中心来说，它在印度算是最大最古老的癌症治疗和研究中心。拥有名高级教师，每年约有4万名患者。但与美国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相比，差距就非常明显了。MD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年有名患者，但高级教师的人数是塔塔纪念中心的倍。
同样的，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16个国家可以获得基本的癌症病理学服务。非洲大部分地区，平均每万人有一名病理学家。而在高收入国家，每15,至20,人就有一名病理学家。
即使在资源充足的城市地区，由于缺乏指导方针和审查制度也让许多临床实验不被承认。年，在乌干达坎帕拉的个病理实验室中只有5％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非洲区域办事处定义的最低组织处理和报告标准。基础服务的缺失让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或者不分析组织就给出报告。
另一个影响患者治疗的障碍是在疾病早期不会去看医生。突尼斯乳腺癌的5年存活率仅为68.4％，一部分原因是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癌症的妇女可能受到他人的歧视。许多妇女必须得到丈夫的许可才能看医生，并且害怕被诊断出癌症而导致离婚。
治疗成本
过去十年来，癌症靶向和免疫治疗药物呈井喷式发展。手术中的新技术，特别是机器人的运用也呈指数级增长。每年还会出现很多新的诊疗方法，比如计算机断层扫描和质子束治疗。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投资于这些高科技干预措施，尽管它们缺乏高收入国家的采购和谈判能力，也没有系统分析过它们购买的成本和效益。
例如，与药物三苯氧胺每月费用50美元相比，美国的药物贝伐珠单抗的价格在每月4,美元到5,美元之间。后者现在是印度转移性结肠癌的标准治疗，尽管试验显示，它仅提高了6周中位生存期。同时，在印度的许多地方，没有足够的病理学家来测试女性乳腺癌的雌激素受体。这些信息将使成千上万的妇女能够用上他莫昔芬，将乳腺癌的治愈率提高10％。
此外，尽管质子束治疗的成本效益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都计划安装至少18台此类机器，每台机器的成本约为1.4亿美元。目前这些国家的人力成本和基础治疗设备的平均赤字约为60％，钱用在这对提高患者治愈率和缓解痛苦的效果更为显着。
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5％的患者可以获得安全、可负担得起和及时的癌症手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这种情况只有稍微好转，约为22％。但这些国家每年在免疫治疗药物上花费了数亿美元。
简而言之，在大多数新兴发展国家中，长期过度使用新的治疗方法以及长期过度使用干预措施，对患者来说是巨大的代价，而且还没有明显的治疗益处。
三大改变
为了更好地平衡新旧癌症药物和疗法，这些新兴国家需要进行三大改变。
1、改变全球心态
媒体炒作促使人们认为新的意思更好。各种疾病的复杂性也使医疗参与者容易地说服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高科技解决方案。癌症研究资助机构和患者团体必须停止倡导获得昂贵的（通常是低价值的）技术，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过去一年来，这些组织制作了数百个政策简报要求政府进行投资。这些投入让政府在其他治疗上的资金捉襟见肘，而更好的做法应该是保险公司，政府和其他付款人仅资助对患者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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