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拉（SuabraNanozi）女士是乌干达人，今年28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本来要带我去看一看乌干达乡村的情况，见到她以后，她说可不可以去看看她的business，我说当然好啊。
她带我来了到她住的地方，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郊外的一个村庄。村庄在一片山坡上，进村的路是土路，可以想象雨季的时候是很难通行的。她的家有一个院墙，很像中国人的那种有大门的院子。推开大门，院落非常整洁干净。
她告诉我，除了她住的3间房子，剩下的3间房都是租来的。
我不太明白，在她自己的院子里为什么会有租来的房间？
这3间房每间大概只有不到10平米，每月租金相当于元人民币。
我非常好奇，她的business究竟是什么呢？
她首先带我参观了第一个小屋，她说她雇了10个人，2男8女，主要生产各种类型的清洁液。
我非常惊讶，问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她说是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University）。马凯雷雷大学不仅是乌干达最大的大学，也是非洲最早的大学之一。
我问她是不是学化工的？
她说不是，是学伊斯兰历史的。她关于清洁液生产的相关知识是通过一个NGO的培训获得的。她租用的小房间分别用于备料、混合和分装清洁液。
在介绍完了以后，她说，李教授，我特别希望你能帮我筹集一点资金，我希望扩大生产。
我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的数字大概相当于不到10万人民币。
我问她，你们的政府部门有没有类似支持企业创业的项目？
她说没有。图1赛博拉女士赛博拉女士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几件事。一是李光耀先生在自传里曾经记述他在新加坡独立以后非常景仰非洲的独立建国运动。他希望从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学习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经验。年，他访问了刚刚独立不久的加纳（于年3月5日独立），见到了泛非主义之父加纳总统恩格鲁玛（Nkrumah），恩格鲁玛非常自豪地向李光耀先生介绍了一位很受尊重的加纳人。恩格鲁玛说，他是加纳大学校长，一位英国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是我们的骄傲。李光耀先生很直率地告诉恩格鲁玛，非洲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我觉得李光耀先生绝对没有贬低英国文学博士的意思。李光耀先生本人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学的是法律，也不是工程师。去殖民化以后，大量的原殖民地纷纷转型成为发展中的新型民族国家，国家治理的重担由殖民者转到了殖民地地方精英的手里。殖民地的地方政治精英的理想就是将他们新诞生的国家建设成为像西方国家一样的发达国家。恩格鲁玛和李光耀都不例外。那个时候，这些新诞生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梦就是工业化。加纳在独立以后相继建立了火柴厂、纺织厂、面粉加工厂等。但在其后的数年间，这些工厂慢慢都表现不佳，有些甚至倒闭。60多年以后的今天，新一代的非洲精英们依然在追寻着他们前人的工业化梦想。年11月15日，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Akufo-Addo）在加纳首都会见了马云先生。他们希望马云先生能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马云先生其后又到了埃塞俄比亚，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总理亲自为马云当司机，他们之间以朋友和兄弟互称。非洲第一代精英的工业化梦想是能够生产日常的工业品，而非洲的新一代精英瞄准了新的技术和创新。我不确定中国的商业神人是否能够帮助非洲的精英弥合60年工业化的鸿沟。在现实中，赛博拉女士依然在为自己无法贷到不到10万人民币的款和得到相应的简单技术而苦恼。在非洲国家中，赛博拉女士绝对不是一个个例。我在非洲遇到过很多从中国学成回国的青年人，很多的确是学习技术的，但他们也找不到工作。工业化并不是那些在各种政治宣言中呈现的豪言壮语和宏大目标，工业化是一个个像赛博拉女士这样的人能取得成功所构成的创业故事。图2马云和埃塞总理阿比年，我在世界银行坦桑尼亚代表处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先生到坦桑尼亚考察。林毅夫先生和我之前就已经很熟悉，他那时也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弯道超车式的工业化，也就是他经常讲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我对林毅夫先生的理论是很赞成的，一个落后的国家通过实现比较优势是完全可以取得经济发展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东亚发展经验的有力支持。我记得我陪他去达累斯萨拉姆所谓“非正式就业”的街道，其实就是一个个修理汽车和修理电器的商店，这些小的就业今天依然还是原样。过去的十多年中，虽然有很多的非洲本土的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从完整体系的工业化角度讲，工业化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依然还是一个未来的梦想。我最近几年去非洲很多，除了转载请注明：http://www.mahuatengg.com/kplls/43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