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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勘探最怕的就是搞不定人

来源:坎帕拉 时间: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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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区里的那些事(一)

在国外搞勘探工作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就跟大家聊聊。我们的工区很大,有多平方公里,所以在工区内部有很多的村庄、农田和各种设施等等。要保证顺利施工,在工作前就必须跟当地人做好沟通工作,有的时候还会给私人财产造成某种损失,所以沟通工作主要就是理赔工作。

从公司角度来说,当然是理赔价格越低越好,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肯定是往高里要。这个就像谈判,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价格。理赔工作是一项极富耐心和挑战性的工作。在国外,公司一般都采取雇佣当地人来承担这个角色,我们不用亲自出面,这样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公司不会跟当地产生直接矛盾。当我们施工过程中,碰到当地人阻挠,我们员工不会去跟他们谈,直接打电话通知理赔人员,告诉具体地点,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

国外要特别注意这点,否则就酿成国际纠纷,给公司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关于理赔里面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有的时候国外工作,施工本身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往往就是出现在这里,一定要和当地社区搞好关系。处理得不好,不仅仅是工期受到严重影响,还会遭到当地人故意破坏设备这样的行为,给公司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国外会存在着当地人包庇当地人的情况,就算是去报案,警察也是走走过场,更为严重的是,有时候警察也会加入到勒索行业,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尼日利亚,警察会借着办案,会隔三差五的过来要点各种费用。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请警察的花费远远高过损失本身,得不偿失。所以在哪里都是如此,宁可自己损失一点,能不打官司就不打官司。

在沙特的时候,我们公司都会主动先去拜访当地军政官员,没事的时候还会邀请他们到营地搞个联谊活动。气氛很融洽,军民鱼水情。我们项目队长和部分中方人员甚至受到过省长的接见,很不容易的哟。大家都明白,如果在中国,不要说省长,市长能接见就是天大的荣幸了。

乌干达的理赔工作显得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容易一些。其原因还是这里贫穷,各种设施不多,当地老百姓很淳朴,要价比较低。总的来说我们项目的工作开展得顺利。其他国家从事理赔工作的都是男人,这里竟然是女人,而且还很强悍。其中有一个女人非常肥胖,不怒自威,说话底气十足,她在跟当地人谈理赔的时候都是咄咄逼人,甚至比男人还要猛烈。

有一种说法,这里老百姓淳朴的原因是因为前些年乌干达年年战乱,很多性格暴躁的人不是死在了战场,就是在国内派系斗争中死在自己人手里。能打能闹的人少了,剩下的大都属于老实巴交的人。虽然也有一些稍微狡猾的人,但是造成不了多大麻烦。

现在东非地区属于油气勘探程度比较低,很多当地人还不懂得讨价还价。像在勘探成熟地区,比如说尼日利亚,当地人就显得老练成熟,狮子大开口,理赔工作很艰难。

最典型的就是在国内,我曾听很多老同志给我们讲过,大概在90年代初期,很多当地老乡知道快要施工,就在测线通过的地区挖个鱼塘撒点鱼苗,或者搞个临时建筑,然后就等着我们去谈判,张口就是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当地政府一般还向着当地人,不太乐于插手其中,导致理赔在地震勘探中的成本很高。

在连续被讹诈的情况下,公司也学精了,到一个地方就先把当地派出所、村长之类的实权人物搞定,然后再开展工作就要容易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公司也有难处,公司先把理赔的钱给了当地政府后,这钱往往到不了村民手中,产生导致很多矛盾,总之国内理赔工作很艰难。我也相信,随着勘探程度的提高,当地人的要价也会逐渐提高,东非地区的理赔工作的难度只会更大。

工区里的那些事(二)

地震勘探会对当地人的生活造成某些不便,甚至会危害到他们的正常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要想勘探必须用炸药来产生地震波,这边的房子给人的感觉很不结实,都是泥巴墙,茅草顶,如果离得太近很有可能把房子震塌,造成伤害事故。

房子本身价值倒是没有多少,就怕伤人。所以我们生产有一套偏移规则,尽量远离建筑、减少炸药量或者直接将炮点空掉。在正式生产前,也会提前跟那里的住户打好招呼,告诉对方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过来施工,以真诚的态度去对待,争取对方的理解和支持。我们项目很注意这点,开会时也反复强调,工作做得很细致,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跟当地产生过纠纷。

给大家讲件国内可笑的事情,我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先到地震队去实习。就碰到过纠纷,还差点打起来。那阵我们是在河北黄骅地区施工,当地就有很多土房子。之所以产生矛盾,其中有我们自己施工上的毛病,也有当地人故意讹诈,经常阻止我们施工。

他们很抱团,只要是在村子附近放炮,他们就拿着棍棒出来。队长说,等晚上他们睡了我们再去。就好比两军对垒,白天双方警惕性都很高,相互提防。深夜,开始组织生产,但是放炮的动静太大了,在夜晚显得更加清晰。于是很搞笑的场面出现了,就跟打仗一样,谁知道村里也有准备,刚放了几炮,就听见村里响起了敲锣声,然后就是一大帮村民拎着棍棒、镰刀和锄头就向我们冲过来,对方人多势众,于是炮班的就开始撤退,边跑边用步话机报告队长:“不好了,村民向我们冲过来了。”这帮村民身体素质挺好,追了一会就把炮班的围在中间,此时还有人在报告队长:“我们已经被村民包围了,跑不了了。”

更早一些的地震队,很多职工都是小混混,打架的好手,到外地施工经常跟当地人干架。要知道以前一个地震队的编制也有好几百号人,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打架都是群殴,基本没有吃亏。每次收工回来,都能听到他们的“英雄事迹”,受伤挂彩也是经常的事。

说实话,早期地震队人员素质确实不高,到了当地也干了不少坏事。后来地震队人员素质逐步提高,直到年,专门从事地震勘探的东方公司成立,把全国主要的物探公司整合成一个大公司,加强管理,不断培训,整体素质有了质的飞跃。目前来看,这些不好的现象已经基本杜绝。无论国内国外,地震队都有很多大学生,管理上也提倡人性化管理,公司形象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当然国外也有一些比较好笑的事情,这主要还是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就拿中国人的姓氏来说吧,有些姓的发音规则跟国外不同,所以中国人的姓常常被他们更改。最典型的就是我有个同事一个姓余,一个姓何,从汉字上面看没有什么不同。关键是在国外都是用汉语拼音,这样余的写法是yu,何的写法是he。可是这两个姓按照英文发音规则,读音跟You和He一样了。我们曾纠正了他们好多次就是改正不过来,就由着他们乱喊。慢慢地中国人发现这也挺有意思,也跟着他们叫了,老余变成了“老右”,老何变成了“老黑”。

还有更让他们崩溃的就是,我在沙特项目,有三位老总分别姓牛、刘和柳,这三个字有的中国人都发不准,更不要说他们了,能把他们的舌头搞几个弯,累死也区分不出来。他们还常常是黄和王不分,郭和高不分。汉语发音有四声,英文只有声调和降调,所以他们在发中国的三声的时候,比如说巩、孔这样的姓氏的时候就特别痛苦。

工区里的那些事(三)

工区里面有一条小河沟,水不是很深,总是会有当地的孩子在里面游泳。有一天,我们施工到了附近,看见一群小孩子在里面抓鱼。同事当时没有什么事情,就站在旁边观看。突然这帮小孩子抓住了一条大黑鱼,同事觉得挺有意思,就走上前逗这些孩子,问他们这鱼卖不卖。这帮孩子估计从来没有卖过鱼,也不知道行情。就看见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会,一个稍微大点的孩子走来,看起来还有点底气不足,最后鼓起勇气伸出5个指头说:“Fivethousand。”(五千相当于12,3元人民币)同事看见5个指头,也没怎么听清楚,以为是5万,觉得这价格还算合理。因为同事在之前看见这个小孩子拿着木制的鱼叉,狠狠的扎进鱼的身体并举起来,长度大概到这个孩子的肩膀,估计有七八十公分长,相当的大。同事又问了一遍才确认是,简直太便宜了。大人就要狡猾很多,阿尔伯特湖边,我们同事也在那里买过鱼,比这个贵多了。这些人只要看到是中国人来买,还刻意提高了价格,至少比当地人价格高2,3倍,但是也比国内便宜很多。后来我们再买东西的时候,就叫手下的员工去买。

黑人之间也存在着互相看不起的现象,也有自己各自的小圈子。我们项目的员工大部分是工区周边,也有一部分来自坎帕拉和霍伊玛的城里人,所以项目的黑人可以大致分为见过世面的“城里人”和孤陋寡闻的“乡下人”。在我们看来他们干着相同的活,有着相同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也确实分辨不出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把这个区分得很清楚,无论是工作和娱乐大家按照这个潜规则自由组合在一起,壁垒分明,很少相互参合在一起。

项目上有个司机,来自城里,有一次我去工地就坐他的车,就随便聊起了这个事。一说到“乡下人”,他就摇头同时脸色还流露出不屑的表情。他说了很多话,其中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太乡土,很难沟通。其实这样挺正常,现在社会哪里都一样。正如我们看当地人,由于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差异巨大,要想真正的相互理解很困难。或许这就是国外工作的难点之一吧。

工区里的那些事(四)

还有一些可笑的事情就是发生在相互沟通交流之中,中国人在说英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流利,有时候在表达上面还是比较困难。这都不是问题,总是有办法去解决。

经常就是中英文混合表达法,往往就是一个中国人用手指着一个当地人说:You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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