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期·思想现场
非洲作为方法的第三世界思想路线
——陈光兴教授访谈
□陈光兴郎静
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
南开大学文学院
受访人:陈光兴(KuanHsingChen),美国爱荷华大学大众传播博士,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交大亚太/文化研究室召集人,并担任民间机构亚际书院执行长以及《人间思想》、InterAsiaCulturalStudies:Movements,CulturalStudies等国内外期刊的共同主编及编委。代表作有《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Asiaasmethod:towardsdeimperialization(DukeUniversitypress,),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影响。
采访人:郎静,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访问学者。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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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亚洲观
郎静(以下简称L):陈老师您好!非常有幸在美国杜克大学遇到您,感谢您接收我的访问。我知道您一直积极投身于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亚洲文化研究的 正如我刚才说的文化研究的特定性,想要割断全球化与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将其放回到全球化的论述中,认真思索帝国主义为人类历史带来的错误与痛苦,将批判的力量建立在“去帝国”的前提之上,揭露新帝国主义试图征服世界(乃至于败北)的真面目;这些最后就都得回到我们自身,就是将所谓的亚洲研究转化为在地性的亚洲研究。近年来,亚洲经济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所谓“西方”对“东方”的看法,就自身而言也不同于以往的自我认识,不能再继续透过帝国主义的眼神认识自己及邻居。而发人深省的是,虽然很多学者一直在从事亚洲研究,但由于我们本身的亚洲意识薄弱,加之欧美学界贬低区域研究的特殊主义论调,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在亚洲从事亚洲研究的意义以及更具活力的知识,而去帝国化是认识的第一步。简单地说,去帝国化是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范畴,是动力所在,而透过这个概念我们能够批判性地重新检验帝国主义的历史冲击力。
L:认识的产生通常都是为了更好的实践,“去帝国化”“瓦解殖民世界”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您对全球化语境下亚洲研究发展的愿景,而您近几年更多地投身于文化实践的活动中,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这些活动吗?
C:目前亚际书院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是“西天中土”(WestHeavens,年起)、“亚洲现代思想”(ModernAsianThought,年起)、“人间思想”(RenjianThought,年起)和“亚际双年展论坛”(InterAsiaBiennaleForum,年起)。我重点说一下“西天中土”这个项目,我是年年初开始卷入这个计划的,在上海双年展的架构下,推动那一年10月到12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印中社会思想对话”这个部分,本来是从旁帮张颂仁、高士明这些朋友的忙,没想到越卷越深,参与到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中来。“西天中土”是一个综合性的跨文化交流计划,旨在梳理、比照印中两国各自不同的现代性脉络,促进两国社会思想与当代艺术的交织互动。从年开始,我们举办了包括论坛、展览、影展、工作坊、参访、翻译、出版等各项学术活动在内的百余场活动,并且公开出版了十余种活动的成果。
当时为什么选择印度?首先中印作为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和中国相互邻近的大国,战后在思想界的接触几乎挂零,除了年尼赫鲁与周恩来总理携手推进第三世界的想象之外,人们记忆里印中民间的有象征意义的交流要追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泰戈尔的访问。也就是说中国从革命到冷战到全球化,我们的道路一直摆脱不了欧美的世界想象,话语也固定在“东西”和“中西”之说法。在这样的语境下,印度不在一般国人的视野之内。在百年西化的意识形态革命之后,把作为天竺的印度重新拉回中国的视野,成为学习与参照的对象,并提醒我们在想象世界版图的“西方”时,尚有一个离感官更远而路程更近的“西天”。因此,在年3月,我们走访了印度的四个城市,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带了许多问题与之前来访的朋友们继续对话,也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进一步体会孕育他们思想的土壤。在加尔各答,与Chatterjee教授交谈时,他谈到了年在上海参加活动的感受,他说过去他在欧美,无论是上课还是讲学,都碰到很多中国的学生或是学者,他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但他在上海演讲后的讨论中,几位中国学者对于当初泰戈尔访问中国进行了争辩,虽然他不能完全掌握讨论的细节,但是争论的方式是他所熟悉的,在印度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地方讨论的关切点与欧美差别很大,在那里(欧美)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自己的语境中)会是个大问题。同属于亚洲的中印需要进一步的思想交汇和沟通,今天的印度、中国已经是一个力道十足的磁场,他们可以更为积极地扮演平台的角色,促成不曾发生的汇聚,转变既有的僵硬格局,推动更具想象力的知识运动的新方向。这也是我愿意为之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有关InterAsia的诸多活动不在这儿细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考SmallAxe这个加勒比海思想文化最重要的刊物出刊50期的专号(KuanHsingChen,“InterAsiaJournalWork”,SmallAxe,no.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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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作为方法
L:非洲是第三世界的核心构成,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它存在的重要意义。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在历史上就有着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除了亚洲以外,中国与非洲在各方面的联系是其他大洲所不能相比的。有趣的是,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就我感受而言,二者在文化上的交流似乎并不是那么密切,以至于我们中的大多数对非洲仍然保持着标签式的印象。我知道您不久前刚去过非洲,谈谈您对非洲的印象。
C:我首先想谈一下非洲思想界的核心组织CODESRIA(CouncilfortheDevelopmentofSocialScienceinAfrica),它的存在其实已经形成了面对非洲整体的思想界。年6月,我们亚际书院同人在已经过世的非洲好友SamMoyo与MahmoodMamdani这两位前任主席的邀请下到塞内加尔参加三年一度的大会,四五百人参会,五天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三种语言同步翻译,英文、法文和葡萄牙文;他们的组织结构是大会的方式,研究视角不是以国家,而是以区域,包括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南部非洲等。简单来讲,40年间这个由SamirAmin开创出来的组织取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成就: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把“泛非主义”变成了方法论,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把非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第二个是出版的积累,他们到现在有10个刊物,有独立书店和出版社,所以有庞大的知识积累,早就摧毁了欧美对非洲的认识;第三个通过研究撑起来一个非洲思想界,底色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因为社会的客观状况类似,农民是社会的主体,毛泽东思想能够摆脱教条转化马克思理论,意味着理论是要依据历史显示不断更新才能有开创性,同时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落地的宏观思想成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非常推崇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对中国的情感也部分是来自于此。所以一直到今天非洲的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印度,对中国的情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崛起,而在于从社会主义的底色中不断地前行,甚至在转变世界。
在年4月举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上,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Mamdani)在第一天的讨论中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起来,中国人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样的分析?有什么愿景?想要把世界改造成什么?带领到什么方向去?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出明确的答复,但都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其实要说中国要把世界带领到什么地方,都是一个过早的讲法,因为它所预设的前提已经不再是过去了,所以需要中国对亚洲乃至世界思想界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才可能回答,不能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地信口开河,那跟欧美的帝国主义没什么差别。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搭建平台的原因,逐渐往那个方向前进,在互动中相互学习,这也是“万隆精神”的要义。
非洲思想界的出现是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经过几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型学者,包括我提到的曼达尼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他的经历、知识、实践横跨三大洲,他年生于印度裔穆斯林第三代移民家庭,成长于殖民时期的乌干达,少年时期亲身体验了英国殖民体制的种族隔离状态,受到民族主义反帝运动的洗礼。曼达尼后来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工程,碰到全美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开始从事政治活动,所以他的知识理解、情感厚度和学术积累足够有能力超出非洲范围在世界重要事件上面进行研究发言。他出版了十几本书,有几本产生世界影响力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9·11事件”后年出版的《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的根源》(GoodMuslim,BadMuslim:America,theColdWarandtheRootsofTerror,NY:Patheon,),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七种语言,主要将“9·11事件”的发生摆在全球冷战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解析透过将文化政治化,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接被打造出来。还有一本是《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卢安达的殖民主义、原住民主义与种族灭绝》(WhenVictimsBe白班北京什么医院治疗白癜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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