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讲了从个人的角度，有性恶的本我，有性善的高我，也有觉知的自我。而且我们讲了本我和高我的力量都很强大，随着环境的不同，互有胜负。高我要战胜本我，就得自我帮忙。而一般人的自我都是很弱的，所以要保证成功的话，就要建立强大的自我。而如何建立强大而正确的自我，就需要学习强势国学的六经之道，为己之学。
那么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人，他有没有三个“我”呢，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论述一下。
纵观历史，答案是肯定的，社会也会发展，也会斗争，也有三个我。但是和个人不一样的就是，它具有“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他的角色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的关键因素就是施政理念，说深点，就是意识形态。《中庸》里的“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就是说政治对社会有重大影响。
第一阶段：道在圣王
我们先看一下三代之政（我们这里特指尧舜禹三代圣王）。在这个时代，圣王代表社会的高我，民众代表社会的自我，而大洪水和四凶（当时的四大恶人领导的势力）代表社会的自我。
尧帝聪明文思，光宅天下；舜帝大孝感天，浚哲文明；大禹治水功高，天下宾服。这三个君王德行通天，美名遍地，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感觉和认可到他们是社会高我的代表。因此朝野上下紧密的团结在他们周围，进贤举能，治洪水，除四凶。
第二阶段：道在君相
自从禹传子，家天下之后，到东周前期。在这个时期，除了开国两任和中兴之君外，大多数的即位者不能保证是圣王，因此就需要诸如龙逄、伊尹、傅说、商容、箕子、周公、召公等这些圣相来辅佐。但这样有个矛盾，比如周武王和姜太公，周公旦这些圣君圣相加起来，自然代表社会高我，领导社会成员革命也好，建设也罢，都绝对是一股进步力量。可是由于是家天下，难保不出昏君。出了诸如商纣王这等昏君，圣相们也没辙。此时圣相越正确，越代表高我，在位的昏君及其他的追随势力就越代表社会本我，说时髦点，就是当时的反动派。因此必将被代表高我的新的君相力量所打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第三阶段：道在师儒
春秋后期越来越乱，礼崩乐坏。这时候道为天下裂，诸子百家各领一隅，成就大争之世。孔子道高且全，虽贤如颜子，犹有难以钻仰之感；虽智如子贡，犹有万仞宫墙之叹。亚圣孟子领孔子高我性善之旨，遍行齐、魏、宋、鲁，然当时无论军民，都已经沦为社会自我，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才知荣羞，民无恒产则无恒心，国无强兵则惶惶不可终日。亚圣孟子，明知不可而为之，明性善，倡王道，著书立说，为后世存道。大儒荀子，领孔子本我性恶之旨。做了如下文化之革命：
把属于社会自我的百姓，定义为社会本我。把君主强行定义为社会高我，提出人定胜天。其后面学生李斯、韩非把这个应用到了极致（这里说一下，除了尸子商鞅一系，后世法家均出自孔门荀子一脉）——把人民当黔首，当工具，用恐怖高压，重法赏罚的方式来操纵这个工具，从而打败和自己立场不同的敌人。对，在这里，所谓的敌人已经无关道义，只要和秦国国君（李斯强化后规定秦国的国君是唯一一个代表“社会高我”的人）作对，就是敌人。
好了，在这套学说里秦国国君是社会高我，老百姓和敌人都属于社会本我，那么谁是社会自我呢？答案是——官僚士大夫集团。这就是分封制改成郡县制的根本文化原因，有了地盘，这些官僚才会更加卖命。这次文化革命很新颖，很彻底。直接撕裂了道统，侮辱了百姓，焚了传道之书，坑了为民请命之儒。因此现在想为“暴秦”翻案的那些公知和那些成功学大师们，非傻即坏，非愚即狂。
终于，忍无可忍的百姓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起义之声，诚如贾谊《过秦论》里所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汉朝建立之后，汉族始安。求诗书于秦火未及之墙壁，起老儒于酷吏难寻之深山，于是乎斯文再盛，华夏重光。虽六经仅存其五，经文新古难明，然我大汉，文武之道不坠，圣人之心犹存！
经博士之后，白虎观之前。政府重新定百姓为社会自我，百姓学而优则仕。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为社会高我的总代表，家天下的天子只是一爵称，都是为天（社会高我的复魅称呼）服务，高于公侯伯子男罢了。而此时的社会自我，就是以匈奴为代表的胡人夷狄。
东汉末年，所谓的举孝廉已经不是从百姓中选了，也不是学而优则仕了。而是权贵的子女和裙带关系了。当时民间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后汉三国刘皇叔举仁义，代表社会高我，文有卧龙，武有五虎。惜孔明前期重道而轻儒，刘皇叔言信而内疑，落凤之后，君臣隙起，天人道隔。虽白帝城内明心，失街亭而悟道，然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天机已失，将复何及。
高我失守，本我恣睢。至于魏篡汉，晋夺魏，乱七八糟，乌烟瘴气。五胡乱华，屠戮我族，曹孟德之罪，通于天也。今有公知居然赞美曹操，忝居教授之位，欲篡中华史，无知无耻之甚也。
从此佛教侵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人头翻滚，法学重施。隋炀帝穷奢极纵，天下失道，隐在六经。
国家不幸诗家兴，在失道的年代，自我缺乏教养，因此显得浪漫“自由”，诗歌迎来了黄金阶段，但从来没有人注意过“诗仙”只是政治白痴，“诗圣”只是空载苦痛。这个原因，大儒韩愈看到了。因此提出“道统论”，成为百代文宗，提倡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后世尊为八大家之首。
韩愈《原道》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果然唐后再乱，但由于古文运动，虽然五代十国混乱异常，仍然没有被社会本我——夷狄占领。赵宋之后，文运再兴。仁宗神宗，群星璀璨，文臣武将，赫赫名臣。其中北宋五子，遥接道统，各领风骚。中华神族，再现灵光。
南宋朱熹勤苦力大学博而识短，虽知尊孔，不知尊道。不识康节之妙，不识横渠之奥，不识濂溪之要，只尊二程，且终归于小程子。道缺其四，以理破情，欲以自我胜本我，其说虽高，其魄虽雄，其功虽深，其徒虽广，然如幼儿推千钧宝玉之车而逆山坡而上，虽苦终败，其祸必惨。辽金之辱，蒙元入侵，神州陆沉，文化归因，就在此处。（很多人从政治、经济、军事来分析历史，本文认为文化才是生产力的最底层，文化影响的深度、广度、力度、持久度远胜前三。因此没有论及形而下的军事经济政治，非不能也，非无学腐儒也，是不为也，亦不当为也。）
第四阶段，道隐经书，组织崛起
元朝建立了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此时元朝那些贵族已经成为社会本我，代表反动的一派了。老百姓中的无私的劳动者变成了社会高我的代表了。各种反元势力秘密结社，隐在江湖（早期骨干均是读书人），默默的守护着这些“稀疏的高我萌芽”。但是由于比较稀疏，所以百姓还很不自信。但是元朝的压迫实在太狠，最终还是爆发了各路起义。这时有一个人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带领农民第一次取得了政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以前都是贵族豪强带领的军队，要么就是利用了农民起义。而朱元璋做到了，而且他凭借对百姓本能的爱，也想建立一个人民政权。奈何读书太少，被官僚集团利用，虽然杀了很多官员，土地上实行“鱼鳞册”，最终还是没有恢复三代之治。（上月文章有原始共产主义的文章）
而此时人们的精神更加困苦，道在何方？朱熹学说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了，但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很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只能把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小说的方式藏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里面，江湖至今还流传着这些典籍。终于，遥悟孟子的王阳明发明了心学，可是到了后学手里，把良知等同于禅宗的自性，最终导致了“平生静坐谈心性，临终一死报君王”的难以经世致用的不良学风。再加上，官僚体系对百姓的压迫，以及自然灾难，明朝最终亡在了李自成这个不学无术的流氓头子领导的起义军手上。
清朝赶走了李自成，入主了中国。对南明进行了血性的镇压。除了清初少数几个王侯将相，社会高我隐入民间，继续秘密结社和发展，不过由于异族压制，几乎处于市井状态。这一阶段，诞生了大量的反清复明组织和各种手艺人组织，江湖十六大门派正式形成。这些帮派为民国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储备，事实上直到解放前，很多情报部门，政府机构，军队训练，经济商会仍有大量人才属于江湖中人。
第五阶段：道在人民
上一个阶段，自我的主要力量变成了脱离土地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帮派组织和革命团体。社会本我变成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而社会高我变成了淳朴的工人和农民。
毛主席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从幕后走向前台，并且是C位。人民从社会自我终于成长为社会高我。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在于组织。人民从来都只是分散的，充当社会自我的角色，但是经过教育，经过团结的人民。可以实现文化阶级的伟大跨越，成为历史的主人，民族的主人，社会的高我。而要动员团结起人民的关键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新中国才把共产党领导写在宪法上，这就是为了保证上升为社会高我的人民当家作主。
从建国前的一穷二白，我们一扫经济上的弱势，军事上的弱势，精神上的弱势，走到今天，确实不易，真的要高呼一声：人民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这个阶段社会高我是人民，社会自我是中国共产党，而社会本我变成了资本主义。
第六阶段：道在天地人
为何公知高高在上，充满虚妄的优越感，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的高我已经从贵族变成了人民。他们轻视人民，认为庶民只是精神文盲和经济韭菜，其实它们才是可笑的，不从事价值生产的。
可是为什么民众里确实有很多人素质极低，甚至是刁民恶民呢。刚才说了，民众要从社会自我变成社会高我，需要两个条件：团结和教育。
我们前文一再讲了不学而知，不习而成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我们放松了对人民的团结和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沦为形式，阶级同盟，革命友谊沦为笑谈。常此以往，初登时代舞台的人民作为社会的高我，必然会堕落为社会自我。这就是毛主席老人家最担心的复辟，当年文革的初心是什么？翻译成社会人格伦，就是当时党内出现了一波精英，想让自己和自己的派系成为社会高我，而放任人民堕落为社会自我。表面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社会高我和社会本我的较量中，社会自我帮助谁，谁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如果这部分精英党员成为社会高我，作为人民的社会自我只要牢牢控制在他们手里，不是也能战胜敌人吗？
毛主席屡次说过，要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些人犯得就是自大病，每个时代谁能代表社会高我，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选择的。引用孔圣人的话就是：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说透了，上知就是圣人，下愚就是百姓。真正的社会高我只能是这两类人来做。因此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某些经济教授讲的缓解就业压力，而是确确实实的接地气，说深点，就叫：下学而上达。
因此未来我们建议政府要加大对人民的团结和教育，这个教育不仅是爱国主义政治教育，更是爱的教育和道的教育。让人民真正配得上社会高我这一历史选择。否则人工智能全面普及和升级之后，作为人民的劳动属性有可能被大幅替代和削弱，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所谓的劳动者就是主人的推论，掌握先进生产线的人工智能莫非要成为国家的主人？
因此通过真正的国民教育，培养天地人。什么是天地人，就是某些精神和价值不朽的人。天地人既拥有自然人的艺术品味，个体野性；也具有社会人的爱党爱国，团结奋斗，正义忠信。
第七阶段：世界大同
在这个阶段，作为社会自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大量达到天地人水平的人民群众，和这个信仰大量垃圾文化的旧世界，金权僭主，一切反动派做最后的斗争。自我帮高我，必然战胜本我，这就是我们的根本逻辑。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世界大同。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注：对本文三个“我”吃不透的，请查阅昨天的文章今日方知我是我）
守恒一流的文章来源于一流的读者！
转载请注明：http://www.mahuatengg.com/kpltc/52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