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的非洲面孔
在非洲的中国人
尽管遥远，但即使对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讲，非洲也并不陌生。马季相声《友谊颂》曾告诉国人，在国际主义精神的支持下，中国人在非洲克服千难万险，修建了可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范本的坦赞铁路。作为建国后意图打破外交孤立的产物，对“被非洲人民抬进联合国”的新中国来说，这是一笔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投资。在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帮助同在“第三世界”黑兄弟的年代里，那些在政治和技术上都十分过硬的技术人员，是走入非洲的第一批中国人。
改革开放后，伴随下海浪潮和国企改制，零星的小生意者带着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踏足非洲。这些早一步走出去的冒险家，和他们下南洋的前辈一样，在生计艰难的尴尬处境中，以家族血脉为人际网络闯荡非洲，从一皮包的日用品和一集装箱的农具开始，依靠运气和中国式的勤劳致富的心态，经营他们的生意。
11年前，下岗后的杨先生与家人一起来到布隆迪。这个非洲东部小国，因曾卷入邻国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而广为人知。有次，他刚从集市出来，叛军的炮弹就落在了那里。打拼多年后，他和家人已租住着花园洋房，雇佣黑人管家料理家事。这些年来，由于战乱平定，前来做小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这让杨先生感觉到压力；但更让他感到气候变了的是，大量的中国企业开始涌入非洲，他们带着全套设备展开基础建设，吃住都在自成一体的营地内。与他们这些先一步到的华人，俨然不在一个圈子内。
自21世纪初将“走出去战略”写入“十五”纲要以来，非洲就开始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进入国人视野。华为、中兴这些最早走出去的通讯企业，在国内低息贷款和退税政策的支持下，已依靠低价策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拿下大半市场份额。而以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界，中国向非洲承诺的八项举措——三年内中国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提供30亿美元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由中国开发银行设立总额为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免除债务、开放市场、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培养人才和技术合作——已将中国与非洲的双边合作带到全球舆论的聚光灯下。
或许数字更为直观：年中非贸易总额为.01亿美元，年达到.64亿美元，至年已达.11亿美元。同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也呈直线增长，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4.9亿美元，而截至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大幅增长到93.3亿美元。刚刚过去的~财政年度，在乌干达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中国位居榜首——注册31个项目，计划投资额为2.46亿美元。而在此之前，英国占据这一位置长达十年。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报告·》指出，目前非洲已超越拉丁美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流量聚集地。一方面，由于能源和各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维持上涨趋势，引领中国资本走向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文化习惯和产业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共计10亿人口的非洲国家每年83%的GDP都用于消费，且其市场依然处于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阶段。
“非洲的现在和将来，都是能够让投资者获得丰厚回报的最后一个充满商机的大市场”，这份报告断言。或许，这是对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非洲的最好概括：时不我待的财富机遇。
原料、能源、土地和市场，完成了资本积累的中国商人毫不讳言自己对非洲的兴趣。在他们看来，非洲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海外引擎。“在今后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如果要保证现有的就业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还要增加两亿城市人口，完成现代化转型中70%的城市化率，我们就必须要在原有欧美市场之外找到类似潜力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非洲。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已经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增量很小，而中国要增长必须找到增量。非洲早晚要纳入现代体系，在当下中国人最有力量来完成这件事。印度人在非洲也经营了相当长时间，但毕竟他没有中国这样的经济实力。如果中国再耽误五到十年，可能就会错失时机。所以，非洲对于中国而言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是中国今后二三十年现代化的保障。”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对记者说。近来，他不断通过微博，号召年轻一代中国人走向非洲。
激情、盲目、谣言与骗局，这些资本欲望的伴生物也早已在民间激荡。年，央视曾报道过一个神奇的非洲“保定村”。在这个故事中，“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刘建军带领保定农民，在非洲开辟了一块人间乐土，在那里，农作物播种即长，湖中鱼虾取之不尽。只要跟他学会基本的农业技术，就能过上年入3万美元的美好生活。而他本人，也被爱戴他的非洲民众加冕“六部大酋长”。但事实上，在非洲的华人圈子里，谁也没听说过这个保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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